刘会肖在楼梯间里站了五分钟，把脸上的眼泪擦干了，才推开门走出去。
外面的天已经亮了。十月的早晨凉飕飕的，她拢了拢外套领子，沿着楼下的水泥路往小区门口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一眼自家那栋楼——四楼，窗户开着，窗帘被风吹得鼓了一下又落回去。她没看见王建国的影子，但她知道他还在窗边。
她转回头，从包里摸出手机，翻到董力兵的号码。
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。董力兵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：“喂？”
“力兵。”刘会肖的声音比她预想的还哑，“你上次说要带我去山西，还算不算数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然后董力兵的声音一下子清亮了，像被人泼了盆冷水：“算。当然算。”
“那我收拾几件衣服。你下午来接我。”
“行。还在老地方——槐北路那个路口。”
“嗯。”
“会肖。”董力兵叫住她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事。你嗓子哑了，多喝点水。”
刘会肖挂了电话，把手机塞回包里。她站在小区门口，看着街上渐渐多起来的行人和电动车，忽然觉得有点恍惚。这条街她走了十几年，买菜走这条，上班走这条，送小斌上学也走这条。每一家店铺她都认识，每一个坑她都记得。可今天站在这里，她觉得自己像个外地人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往回走。
上楼的时候她走得很慢，每上一级台阶都要停一下。她想起昨晚王建国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你要是觉得委屈，就走吧”——声音不大，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她心里。她不知道王建国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，或者说，他到底看出了多少。但那些都不重要了。他让她走，那她就走。
她掏出钥匙开了门。
王建国还在窗边。他听见开门声，没回头。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，白色的水蒸气从壶嘴里一股一股地冒出来，在天花板下散成一片。
刘会肖换鞋的时候看见饭桌上还摆着她的碗——那碗没喝完的粥，已经凉了，表面结了一层薄膜。她走过去把碗端进厨房，拧开水龙头冲了冲。水声哗哗的，盖住了她吸鼻子的声音。
“建国。”她从厨房探出头，“我想回娘家住几天。”
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“好。”王建国的声音从窗边传过来，就一个字，平平的，跟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一样。
刘会肖把碗放进水池里，擦了擦手，走进卧室。
她翻出那个很多年没用过的旅行袋，拉开拉链，里面还有上次回娘家时没拿出来的几件旧衣服。她把旧衣服抖开，摊在床上，然后打开衣柜。她的衣服不多，挂了一小半柜子，旁边全是王建国的。她的手在那些衣服上摸了一遍，最后挑了两件换洗的T恤、一条牛仔裤、一套内衣，叠好了塞进包里。她想了想，又从柜子底层翻出一件厚毛衣——山西那边比河北冷，她记得董力兵说过。
拉上旅行袋的拉链，她直起腰，环顾了一圈这间卧室。那张床，那个衣柜，那面镜子，那个放着王建国药瓶的床头柜。她在这里睡了十几年，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一件东西的位置。可现在看着这些东西，她觉得它们都在看她，用一种陌生的、审视的目光。
她把旅行袋挎在肩上，走出卧室。
王建国转着轮椅从窗边过来了。他停在客厅中间，手里端着杯水，抬头看了她一眼。他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她肩上的旅行袋上，停了一秒，又移回她脸上。
“钱够不够？”他问。
刘会肖的手指攥紧了旅行袋的带子。“够。”
“嗯。”
王建国低头喝了口水。水杯搁在轮椅扶手上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响。他转过轮椅，重新面朝窗户。窗外是那棵老槐树，叶子已经开始黄了，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。
刘会肖走到门口，弯腰换鞋。这次她的手指没有抖，鞋带一下就系好了。她站起来，手搭在防盗门的把手上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王建国背对着她，坐在窗户前面。晨光从他身后打过来，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的边。那条废掉的腿搭在轮椅踏板上，一动不动。他的肩膀微微弓着，像一座被风雨侵蚀了太久的石碑。
她想说点什么。“建国”两个字已经到了嘴边，可她又咽回去了。她不知道说了之后能怎样，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资格说。
她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门在身后关上的时候，她没有再靠着门板哭。她提着旅行袋，一步一步走下楼梯。声控灯一层一层地亮，又一层一层地灭。她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回响，沉闷而坚定。
走到楼下，阳光刺得她眯了眯眼。她把旅行袋换到另一只手上，朝小区门口走去。经过那棵老槐树的时候，一片黄叶从她眼前飘落，落在她肩上，又滑下去，掉在地上。
她没有回头。
下午两点，董力兵的货车停在槐北路路口的树荫下。他坐在驾驶室里，胳膊搭在车窗上，手指夹着一根烟。烟雾被风吹散，溶进十月的阳光里。
他从后视镜里看见刘会肖走过来的时候，把烟掐了，推开车门跳下去。刘会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，挎着一个旧旅行袋，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。她走到他面前，站住，抬起头看他。
董力兵看着她红肿的眼皮，什么都没问。他伸手接过她手里的旅行袋，扔进驾驶室后排，然后拉开副驾驶的车门。
“上车。”
刘会肖上了车。驾驶室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柴油味和薄荷味混在一起的气息。她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把包放在脚边，拉过安全带系好。安全带勒在她胸口，有点紧，她伸手拽了一下，没拽动，就随它去了。
董力兵坐回驾驶座，发动车子。柴油机轰隆隆地响起来，整个驾驶室都在微微震动。他挂上挡，打了一把方向盘，货车慢慢驶出路口，汇入了主路。
出了县城，两旁的楼房渐渐稀疏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接一片的麦田，麦子已经收完了，地里只剩下短短的茬子和散落的秸秆。偶尔有一两棵孤零零的杨树立在田埂上，叶子黄了一半，在风里哗啦啦地响。
刘会肖靠着车窗，看着后视镜。元氏县的轮廓在镜子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——那些低矮的楼房，那个烟囱，那棵她看了十几年的老槐树，最后都缩成了一个小点，溶进了灰蒙蒙的天际线里。
她忽然伸手，拧开了收音机。
收音机里嗞嗞啦啦地响了一阵，然后一个女声从喇叭里飘出来，唱着一首老歌。是邓丽君的歌，很老了，老得刘会肖都不记得歌名了。但那个调子她熟悉，软软的，糯糯的，像有人在耳边轻轻说话。
她闭上眼睛，把头靠在车窗上。玻璃凉凉的，震得她的太阳穴一突一突地跳。歌声在车厢里飘着，跟柴油味混在一起，说不清是舒服还是难受。
她的嘴角浮起一点弧度。她自己都说不清那算什么——解脱？心酸？还是两者都有？她只觉得胸口有一团东西，堵了很久很久，现在终于松动了。不是散开了，只是松动了，从嗓子眼挪到了肚子，从肚子挪到了脚底，然后顺着脚底被货车碾过的路面一点一点地甩在了后面。
董力兵偏头看了她一眼。阳光从挡风玻璃打进来，照在她侧脸上。她闭着眼，睫毛上还挂着一点没干的痕迹，嘴角那个弧度像一把弯刀，又薄又亮。他没说话，右手从方向盘上移下来，放在她大腿上。
很重的一只手，热乎乎的，隔着牛仔裤都能感觉到掌心的温度。
刘会肖没睁眼，把手叠上去，握住了他两根手指。
董力兵把车速提了上去。货车在高速上跑得飞快，两旁的麦田像流水一样往后退。前方的路牌上写着“太原 280km”，白色的箭头直直地指向远方。
山西。
刘会肖睁开眼睛，看着那个路牌。她活了四十六年，最远就去过石家庄。山西是什么样的，她不知道。以后的日子会怎样，她也不知道。她只知道身边这个男人开着车，带着她，往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跑。
收音机里又换了一首歌，这回是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。董力兵哼了一声，跟着调子有一句没一句地哼起来。他嗓子粗，跑调跑得厉害，刘会肖忍不住笑了一声。
“笑什么？”董力兵斜了她一眼。
“你唱歌真难听。”
“那你还笑。”
刘会肖没接话。她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，十月的风呼地灌进来，吹得她的头发全糊在脸上。她把头发拨开，眯着眼看着前方。
公路在麦田中间笔直地延伸，尽头是灰蓝色的远山。那山的轮廓淡淡的，像是谁用铅笔在天边描了一道，又用橡皮擦了一半。
董力兵把手从她腿上拿开，重新握住方向盘。他踩了一脚油门，货车吼叫着超过了前面一辆慢吞吞的拖拉机。超过去之后他没有减速，继续往前面开。
“会肖。”他忽然开口。
“嗯？”
“到了山西，我带你去吃刀削面。太原有一家，老字号，我每次跑长途都去吃。”
刘会肖转过头看着他。他的侧脸被阳光照得亮堂堂的，额头上有一道浅浅的印子，是常年戴帽子留下的。四十岁的人了，眼角有了皱纹，可他握着方向盘的样子还是像个小伙子，天不怕地不怕的。
“好。”她说。
她把手放在他搭在档把上的那只手上，拍了拍。她的手不抖了。
货车继续往前开。后视镜里，元氏县已经彻底看不见了。前方是山西的方向，是刀削面，是从来没有走过的路，是他们谁也不知道会怎样的未来。
刘会肖把椅背调低了一点，靠在上面，重新闭上眼睛。
收音机里的歌还在唱。董力兵的手指在方向盘上一下一下地敲着节拍。柴油机嗡嗡地响，车窗外的风声呼呼地灌。所有这些声音搅在一起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安静。
她在这个安静里睡着了。
这一次她没有做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