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子里的雾气还没散尽，刘会肖推开自家那扇铁门的时候，铰链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呀。她手里攥着钥匙，钥匙上还带着晨露的潮气，冰凉的。
客厅的灯亮着。
不是忘了关。是有人坐在那里。
王建国坐在轮椅上，面对着茶几。茶几上放着那张纸条，广东来的那张，已经被翻来覆去折出了好几道白印子。他听见开门声，没有抬头，手指搭在轮椅扶手上，指节发白。
刘会肖站在门口，一只脚踩在门槛里边，一只脚还在外面。门没关，清晨的冷风从她背后灌进来，吹得茶几上的纸条边缘轻轻掀了一下。
“你昨晚去哪了。”
王建国的声音沙哑，像是嗓子眼儿里堵了一口痰，闷在喉咙里一宿了。他没有抬头看她，眼睛盯着那张纸条，盯着纸条上那些他看不懂的字。
刘会肖没有动。她站在门口，后背挺得很直，两只手垂在身侧。她的头发被河堤上的风吹乱了，领口还带着驾驶室里柴油和烟草混在一起的气味。她自己能闻到。
沉默铺满了整个客厅。墙上的挂钟走了五下，每一下都清清楚楚的。
“我去见董力兵了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，平得连她自己都有点意外。没有发抖，没有磕巴，就像在说今天早饭吃了什么。
王建国的手攥住了纸条的边缘，纸条在手指间抖了一下，很轻，轻得像风吹过水面。他慢慢抬起头，眼睛底下挂着两团乌青，眼眶是红的，不是哭过，是熬的。
“我跟他睡了一夜。”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终于关上了身后的门。铁门合上的声音沉闷地砸在客厅里，然后一切又安静了。
王建国没有吼。他只是攥着那张纸条，攥得很紧，纸张在指缝里皱成一团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刘会肖往前走了两步，在茶几对面站住。她没有坐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轮椅上的男人。她看见他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，肩膀比去年又窄了。那条废了的腿搭在轮椅踏板上，裤管空荡荡地垂着。
“从去年夏天开始的，”她说，语气像在交代一件事，一件她已经想好了怎么说的事，“他在贵足印象认出我了。一开始我没想怎么样，后来——”
她停了一下，不是犹豫，是在想怎么说才能一句说清楚。
“后来我跟他睡了。不止一次。每趟他出车回来都来店里找我，我跟他在店里做过，在驾驶室里做过，也在这间屋里做过。”
她把“这间屋里”四个字说得很重。
王建国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。他的手指攥得太紧，纸条的边缘割进了指缝，他浑然不觉。
“每次他都给钱，”刘会肖继续说，“我没推过。小斌的学费，上个月那个补习班的钱，还有你上回去石家庄复查的挂号费——都是他给的。”
客厅里只剩下挂钟的声音。秒针一格一格地跳，不急不缓。
王建国低下了头。他的肩膀塌下去，整个人缩在轮椅里，像一只被放了气的皮球。那张纸条从他手指间滑落，轻飘飘地落在茶几上。
“那你去吧。”
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没有抬头。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，粗粝，干涩，像砂纸刮过水泥地。
刘会肖站在那里看着他。她以为自己会哭，但是没有。眼眶是干的，胸口是空的，什么东西被连根拔掉了，只剩下一个窟窿，风从窟窿里穿过去，呼呼地响。
她转身走进卧室。
衣柜的门拉开，铰链又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呀。她没有拿箱子，从柜子最底层抽出一个布包，蓝底白花的那种，是早些年赶集时买的，用了好些年，边角已经磨得发白了。她把衣服往里塞，夏天的两件短袖，冬天的棉毛衫，内衣裤叠成方块塞在夹层里。梳妆台上的东西她看了看，只拿了那把用了十年的桃木梳，别的都没碰。
布包打好了结，不算重，拎在手里轻飘飘的。
她站在卧室门口，最后一次看这个住了二十年的屋子。结婚照还挂在墙上，玻璃框上落了一层薄灰。照片里的她二十六岁，王建国三十岁，两个人穿着大红的衣服，笑得拘谨。那时候他的腿还是好的。
她没有摘那张照片。
她拎着布包穿过客厅，拖鞋踩在地砖上，啪嗒啪嗒的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王建国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，闷闷的，像是隔着什么东西。
“门我就不锁了。”
刘会肖的手搭在门把上，停了一秒。她没有回头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米桶里还有半袋米，够你吃到月底。电费我交过了。”
她拉开了门。
巷子里，天已经亮了。灰蒙蒙的晨光从东边漫过来，把这条窄巷子的轮廓勾勒出来。青砖墙根底下长着几丛野草，露水还没干。巷子口停着一辆红色的货车，发动机突突地响着，排气管冒着白烟。
董力兵坐在驾驶室里，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，另一只手夹着一根烟。他看见她从巷子里走出来，把手里的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，探身推开了副驾驶的车门。
刘会肖踩着踏板上了车，把布包放在脚边。车里的暖风开着，热气扑在她脸上，把她冻僵的手指头一点一点地暖回来。
“走吧。”
她说。声音很轻，但是很稳。
董力兵没问她去哪，也没问她家里怎么样。他只是挂上挡，松了离合，货车慢慢拐出巷子口，上了主街。元氏县城的街道还没醒透，早点铺子刚刚开始冒烟，炸油条的味道从车窗缝里钻进来。路边的法桐叶子落了大半，环卫工人在扫街，扫帚刷啦刷啦地响。
刘会肖靠在座椅上，侧过头看着窗外。县城的主街从车窗外往后退，贵足印象的招牌在街角一闪而过，粉红色的灯箱还没关，在晨光里显得有点旧。然后出了县城，上了省道，两边的房子越来越少，田地越来越多。麦子收了，地里只剩下一茬茬的短秸秆，灰扑扑的。
她始终没有回头。
董力兵伸手拧开了收音机，一个女声在唱一首她叫不上名字的老歌，旋律晃晃悠悠的，像河里的水。他跟着哼了两句，还是跑调。
刘会肖忽然笑了一下。不是那种发自心里的笑，是嘴角无意识地翘了一下，很轻，轻得她自己都没察觉。
“你笑什么。”
“你唱歌真难听。”
董力兵没接话，只是从方向盘上腾出一只手，伸过来搭在她膝盖上。他的手掌又厚又热，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温度。她没有推开，也没有迎合，只是让他搭着。
货车在省道上跑了一个多小时，太阳从东边完全升起来了，阳光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刘会肖从布包里摸出那副老花镜戴上，偏过头继续看着窗外。
“力兵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表哥那边——”
“别想了，”他打断了她，语气很硬，但攥着她膝盖的手收紧了一点，“那也是我的事，不是你的事。”
刘会肖没再说话。她看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，一棵接一棵，整整齐齐地排在路边，树叶子哗啦啦地响。她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二十年，从前是坐班车去石家庄进货，后来是骑电动车去店里上班，每一棵树她都认得。但是今天这些树看起来不一样了，像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，模模糊糊的。
她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
“力兵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跟你表哥办离婚的时候，他问过我一句话。”
董力兵没吭声，等着她说。
“他问我，当年工地上的事故，是不是我让他去顶的班。”
车里的空气忽然绷紧了。董力兵的手在她膝盖上僵了一瞬，然后继续稳稳地搭着。
“你怎么说的。”
“我说是。”
这两个字从她嘴里吐出来，轻飘飘的，像吐出一口憋了十年的气。
董力兵沉默了很久。收音机里的歌已经换了一首，他还是跟着哼，调子还是跑得不成样子。货车在省道上匀速前进，两边的白杨树一棵接一棵地往后退，像是要退到天边去。
“他说什么了。”
“他说他早就知道了。”
刘会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终于变了一点。没有哭，只是声音的边缘起了毛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。她摘下老花镜，用手背蹭了一下眼角，然后又戴回去。
董力兵把车靠路边停了下来。
他熄了火，转过身看着她。阳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，把她脸上的细纹照得清清楚楚。四十六岁的女人，眼角和嘴角都有了痕迹，皮肤也不如从前紧致了。她坐在副驾驶上，布包搁在脚边，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，坐得端端正正的，像一尊泥塑的菩萨。
他伸手把她的下巴掐住，逼她转过脸来对着他。力道不轻，但也没有让她疼。他的拇指按在她下巴骨上，粗糙的指腹磨着她干燥的皮肤。
“刘会肖，”他叫她的名字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“往后的事，我扛。你不用再扛了。”
她的嘴唇动了一下，没说出话来。
他松开手，重新发动了货车。引擎轰的一声响，车身轻轻震了一下，然后继续上路。
刘会肖靠在座椅上，闭上了眼睛。她听见董力兵在旁边哼着跑调的歌，听见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，听见风从车窗缝隙里挤进来的呜呜声。布包里那把桃木梳硌在她的小腿上，硬邦邦的，但是她没有挪开。
她忽然觉得很饿。
“到山西还有多远。”
“还有三个多小时。饿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前面服务区我给你买碗面。”
“不买碗面，”她说，眼睛还是闭着，“到了山西吃刀削面。你上次说的。”
董力兵笑了一声，伸手在她后脑勺上拍了一下，力道不重，但她的脑袋往前点了一下。她睁开眼瞪了他一眼，他又笑了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。
货车继续往西开。太阳越升越高，把驾驶室里的温度一点点抬起来。刘会肖把外套脱了，叠好了放在膝盖上，露出一件洗得发白的毛衣。毛衣的领口松了，露出一截锁骨，锁骨上有一块淡红色的印子，是昨晚在驾驶室里他嘬出来的。
她没遮。她靠在座椅上，让那块印子晾在阳光下，像一枚盖了章的凭证。
收音机里的女声还在唱，调子晃晃悠悠的，像是河里的水，一直往西流。
董力兵跟着哼，还是跑调。
刘会肖忽然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：“力兵，到了山西，咱们租个房子。”
“行。”
“不用大，一室一厅就行。”
“行。”
“你出车的时候我自己待着。回来的时候——”
她停了一下，偏过头看着他，嘴角又翘了一下，这回是真的笑。
“回来的时候你来接我。”
董力兵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，伸过去抓住了她的手，攥在掌心里，攥得很紧。她的手在他掌心里显得很小，骨节分明，虎口上有干活磨出来的老茧。他用拇指蹭了蹭那些老茧，没有说话。
省道两边的白杨树还在往后退，一棵接一棵，退到后视镜里，退到再也看不见的地方。
刘会肖没有再看后视镜。她看着前面的路，路一直往西延伸，尽头是灰蒙蒙的天际线，天和地在那里黏在一起，分不清彼此。
她把手从他掌心里抽出来，反过来覆在他手背上，拍了拍。
“好好开车。”
董力兵把手收回去，重新攥住方向盘。收音机里的歌唱完了，换成一个男声在播路况信息，说石太高速有一段在修路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。
货车减速了。但两个人谁都没有回头。
后排座上扔着一条旧毯子，毯子底下盖着两桶方便面和一瓶暖壶。暖壶是刘会肖今早从家里拎出来的，她走的时候在厨房里站了十秒钟，最后只拿了这个暖壶。暖壶是结婚那年买的，铁皮壳子上印着一朵掉了漆的牡丹花。她拧开盖子，倒了杯热水递给董力兵。
他接过去喝了一口，递回来。她接过去也喝了一口，然后就捧着杯子暖手。
“到了山西给你买个新暖壶。”
“这个还能用。”
“买新的。”
她没再争。阳光照在她脸上，她微微眯起眼睛，眼角挤出几道细细的纹路。四十六岁的女人，离开了住了二十年的巷子，坐在一辆红色货车的副驾驶上，脚边搁着一个蓝底白花的布包，手里捧着一个掉了漆的旧暖壶。
她忽然觉得困了。昨晚在河堤上没怎么睡，在驾驶室里折腾了大半宿，天快亮的时候才眯了一小会儿就被寒气冻醒了。她把杯子还给董力兵，缩了缩肩膀，把旧外套重新披上，歪着头靠在座椅上。
“我睡一会儿。”
“睡吧。”
她闭上眼。货车的颠簸像摇篮一样晃晃悠悠的，董力兵的呼吸声在旁边一起一伏。收音机里又换了一首歌，这回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，她隐约记得调子，但是叫不上名字。
她听见董力兵又跟着哼了，还是跑调。
她在跑调的歌声里睡着了。这一次，她做了梦。梦里她站在贵足印象的包间里，粉红色的灯照着她，她穿着那件旧工作服，手里端着木盆。有人推门进来，她抬起头，看见董力兵站在门口，咧着嘴冲她笑。
她在梦里也笑了。
货车继续往西开。太阳升到了头顶，把驾驶室照得透亮。收音机里的歌唱完了一首又一首，董力兵一首接一首地跟着哼，每一首都跑调。
刘会肖睡着睡着，脑袋歪过来靠在了他肩膀上。他没有动，只是把车速放慢了一点，让她靠得更稳些。
后排座上的暖壶在毯子底下轻轻晃了一下，没有倒。那条路还很长，从元氏县到山西，从一条巷子到另一条巷子，从一种日子到另一种日子。但是两个人谁都没有回头。
后视镜里，元氏县的轮廓已经模糊了，和灰蒙蒙的天际线黏在一起，分不清哪里是城，哪里是天。只有那辆红色的货车还在省道上跑着，突突突的，一直往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