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午的太阳从筒子楼走廊的窗户里直直地打进来，把水泥地面晒得发白。我正靠在床头翻一本旧杂志，走廊那头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，节奏又快又碎，像是赶着去开会又像是被什么追着跑。我还没来得及放下杂志，房门就被推开了。
王月站在门口，一只手扶着门框，另一只手拎着个黑色的小皮包。她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套裙，衬衫领口系得严严实实，但脸上带着一种我太熟悉的表情——嘴唇抿得紧紧的，眼睛在镜片后面亮得不太正常，胸口起伏的幅度比她平时下班回来还大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把杂志搁到床头。
“午休，”她说，声音有点喘，“两个小时。”她走进来，反手把门关上，锁扣咔嗒一声落进槽里。她把手里的皮包往写字桌上一放，转过身来看着我，下巴微微抬起来，像是在给自己壮胆。“昨晚的事，月姐跟我说了。”
我坐直了身子。“说什么了？”
“什么都说了，”王月走到床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但居高临下的气势只维持了不到两秒，她的耳根就开始泛红。“她说你们四个人在店里闹了一宿，三个人轮着来，最后还得舔所有人——你到底输了多少？”
“就一回，”我说。
“一回就够你舔一圈了，”王月摘下眼镜，搁在床头柜上，然后伸手解开西装外套的扣子。她的手指有点抖，不知道是急的还是气的，扣子解了两下才解开。她把外套脱下来，叠都没叠就搭在椅背上，然后踢掉脚上的高跟鞋，赤脚踩在地板上。“我也要。”
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，但语气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她坐到床边，一条腿盘上来，另一条腿还搭在床沿上，套裙的裙摆往上缩了一截，露出膝盖上面一截被丝袜裹着的大腿。她穿的是一双肉色丝袜，脚尖的位置颜色稍深，隐约能看见脚趾的轮廓。
“你午休就两个小时，”我伸手握住她的脚踝，把她往床中间拽了一把。她整个人往后一仰，手肘撑在枕头上，裙摆又往上滑了一截。
“够你忙的了，”她说，嘴角弯了一下，但笑意还没到眼底就被她收回去了。她伸手扯开衬衫领口的第一颗扣子，露出锁骨下面一小片皮肤，上面有一道淡淡的红印，是上次留下的。“快点，我两点半还有个会。”
我翻身把她按在床单上。她的手腕被我攥住压在枕头两侧，手指本能地蜷起来又松开。我的膝盖顶开她两条腿，丝袜的料子蹭过我的大腿，带着一点粗糙的温热。她偏过头不看我，但腰往上挺了一下，隔着裙子和内裤贴上我的小腹。
“你急什么，”我低头凑近她耳边，“昨晚又没轮到你。”
“就是没轮到才急，”她转过脸来瞪我，镜片摘了以后她的眼睛显得更细长，眼尾往上挑着，带着一种打工人特有的疲惫和倔强。“你们四个人在店里闹到天亮，我还在单位加班改表格——你知道我昨晚几点睡的？十二点半。”
我没接话，松开她一只手腕，手顺着她的衬衫下摆伸进去。她的皮肤很烫，肋骨在薄薄的皮肉下面清清楚楚地排着，摸上去像一排细细的琴键。她的呼吸一下子乱了，原本瞪着的眼睛也软下来，睫毛抖了两下，半阖上。
“门锁了吗？”她忽然问。
“你进来的时候不是锁了。”
“那就行。”
之后她没再说话。房间里只剩下布料摩擦的声音和她偶尔从喉咙里挤出来的短促喘息。写字桌上的皮包歪倒了，一只口红从没拉好的侧兜里滚出来，磕在桌面上弹了一下，滚到杂志旁边停住。阳光从窗帘缝隙里照进来，在床单上画了一道细长的亮线，随着床垫的节奏不停地抖。
二十分钟后，王月趴在我胸口上，额头抵着我的锁骨，呼吸还没完全平复。她的衬衫皱成一团，扣子只系了两颗，丝袜在左膝盖的位置抽了一道细丝，从膝盖一直裂到大腿中部。
“又抽丝了，”她低头看了一眼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怪不怪的麻木，“这个月第三双了。”
“你回头去我妈那儿拿一双，”我说，手搭在她后背上，能感觉到她的肩胛骨在薄薄的皮肉下面慢慢平静下来。
“你妈的丝袜我可不敢穿，”王月翻了个白眼，从我身上翻下来，坐到床边开始整理衣服。她先把抽丝的丝袜脱下来，卷成一团塞进皮包侧兜，然后重新扣好衬衫扣子，手指比来的时候稳多了。她站起来把套裙往下拉平，弯腰捡起地上的高跟鞋，一只脚踩进鞋里，另一只脚还在找平衡。
“对了，”她一边穿鞋一边说，语气很随意，像是在说今天食堂的菜不好吃，“上周我们单位组织体检，你猜我在医院看见谁了？”
“谁？”
“你婶婶，”王月穿好鞋，直起腰来，从床头柜上拿起眼镜戴上。镜片后面的眼睛恢复了她平时那种疲惫但清醒的眼神。“也不是看见她本人，就是远远瞥见一个背影，穿一件枣红色的风衣，身量和你婶婶一模一样，进了妇产科那个走廊。我当时排着队等抽血，也没跟过去看，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她。”
我的手停在半空中，正要帮她捡起桌上的口红，动作顿了一下。
“妇产科？”我问。
“嗯，”王月把口红塞进皮包，拉上拉链，没注意到我的语气变化，“可能是常规检查吧，也可能是看妇科。谁知道呢。”她拎起皮包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“两点半的会，我先走了。你把床单换一下，上面全是印子。”
门开了又关上，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渐渐远去，最后被楼梯间的回响吞没。
我坐在床边，手里还捏着那本旧杂志，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
妇产科。
婶婶去妇产科这件事，本身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单位体检、妇科复查、甚至只是拿个化验单，都可能往那个方向走。但王月说看见她穿的是枣红色风衣——那件风衣我记得很清楚，是去年秋天叔叔在百货大楼给她买的，她特别喜欢，但凡出门办事、见人、跑单位，都会穿那件。如果只是常规体检，她不会穿得这么正式。而且她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身体有什么毛病，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说。她那种性格，虚荣心强，什么都要比别人强，就算真查出什么问题，大概也会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，脸上照样端着那副骄横劲儿。
但如果只是身体的问题，她为什么要瞒着？
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。中午的阳光刺得我眯起眼睛，楼下院子里几个小孩在追跑打闹，舅妈家门口晾着一排小孩的尿布，在风里晃来晃去。一切看起来都和平时一样，筒子楼的午后，安静、琐碎、充满烟火气。但王月那句话像一颗小石子丢进水池里，水面看起来还是平的，底下的泥却已经被搅起来了。
我想起上次在婶婶家客厅，她坐在沙发上，两条腿交叠着，一只手搭在膝盖上，用一种很古怪的眼神看着我。那时候我以为她只是在算账——算我欠她的，算她应该怎么讨回来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种眼神里可能还有别的东西。她在看我的时候，右手一直按在小腹上，指节蜷着，像是在压住什么。
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我算了算日子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，冷冰冰的，像一只手从后脑勺一直摸到脊梁骨。我迅速把那个念头按下去，但它没有消失，只是沉到了更深的角落里，安静地等着被证实或者被推翻。
我走到写字桌前，拉开抽屉。抽屉里躺着那瓶没用完的迷药、四枚摄像头的接收器、还有那根肉色硅胶假阳具。我把婶婶家的摄像头接收器拿出来，按了开关。屏幕亮起来，画面是电视柜底部朝上的广角镜头，能看见客厅茶几的一角、沙发的扶手、和通往卧室的半扇门。画面里没有人，茶几上放着一个搪瓷杯，杯口冒着淡淡的热气，应该是刚倒的水。沙发上搭着那件枣红色的风衣，袖子垂下来，下摆拖在地板上。
她在家。
我把接收器关了，放回抽屉里，重新锁好。
王月说是“远远瞥见一眼，觉得身影很像”。她不确定。但这件事经不起琢磨——婶婶那个身形，一米五五、微胖发福、走路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像一只骄傲的矮脚鸡，在人群里辨识度太高了。王月没有看错。
问题是，她去妇产科做什么。
如果是常规检查，她没必要瞒着叔叔。叔叔对她那么好，在单位拼命工作就为了给家里换个好环境，她要是真不舒服，叔叔第一个跳起来带她去医院。但她没声张，至少没让任何亲戚知道。那就只剩下两种可能：要么她查出了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问题，要么她去妇产科和别人无关——只和我有关。
我重新坐回床边，把脸埋进掌心里。
阳光从窗帘缝隙里一寸一寸地往东移，照到我脚边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了一条细细的橘色线。窗外的小孩散了，舅妈家门口的尿布也被收进去了，筒子楼重新安静下来。我抬起头，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。下午三点半。
王月应该已经在开会了。姑姑在店里，舅妈在家带孩子，兰姨大概在单位。婶婶在家，穿着枣红色风衣，坐在客厅里喝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，右手按在小腹上，指节蜷着。
我站起来，把床单扯下来塞进脏衣篓里，从柜子里翻出一条干净的铺上。铺床单的时候我的手很稳，但脑子里一直在转同一个问题——如果真是我想的那样，那我欠她的，就不止那一晚了。